华夏儒医的学问精气神儿,从儒释道谈中医药知识

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进程中,儒学在文化精神和民族独立意志、华夏人格意识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,增进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。中医学与儒学的文史哲诸多方面,有其天然的内在联系,历史证明了二者有诸多方面的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。

中国的儒学是以“人”为核心的道德文化,是以“人本”为经纬的政治伦理学说。儒学推崇的“仁”与中医“大医精诚”的根本追求同出一辙。儒家文化是儒医文化的母体。儒家文化不仅强调忧患意识,还主张积极入世。“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济天下”是历代文人的座右铭。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是儒家的人生理想,也培养出为医者深厚而浓重的对人命运的挂念与关注,一种救死扶伤的使命感与责任意识。这种价值取向造就了一代代“大医精诚”的儒医。

中医学的发展不是在自我封闭中完成的。没有外来文化(如佛学文化)的冲击,没有异质文化的融合,中医学也就不会如此完整。中国学术体系之所以有顽强的生命力,就在于它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,历史不断赋予其新的内容。

“儒医”是对古代中医的最高评价。他们不仅以丰富的学术著作立起了医学理论的一座又一座丰碑,而且以丰富的儒学修养构建了渊博的中医药文化传统。可以说没有儒医的参与,就没有中医药文化。

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在几千年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过程中,不断汲取历代中华文化的精华,形成了人文与生命科学相融合的系统知识体系,不仅升华了中华文化内涵,也形成了鲜明的中医药文化特色。

医与儒同根同源

何谓文化?把文化概念理清是研究文化的前提。文化的概念非常广泛,给文化下一个准确或精确的定义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现在学术界大致有三种看法:一种是对文化进行界定,廓清它的本质及范围,形成一种共识;另一种认为应当根据研究需要来界定,没有必要分析普遍认同的概念;还有一种认为文化概念太大,不可能对其界定清楚。

医、儒俱崇“天”。甲骨卜辞中有“天”的概念,其后在《尚书》《诗经》《左传》《国语》及诸子著作中更是频繁出现“天”的概念。在儒家看来,“天”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,“天人合一”乃是自然规律的外现。人类修行的目的便是去除外界欲望的蒙蔽,“求其放心”,以达到一种自觉地履行道德原则的境界,这就是孔子所说的“从心所欲而不逾矩”。热爱生命,热爱自然,能够领会所有生命的语言,时时处处感受到生命的存在,与大自然的旋律交融相和、和谐共存,这就是“天人合一”。季羡林先生说:“天人合一论,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。”《易经》谓:“仰则观象于天,俯则观法于地,观鸟兽之文,与地宜,近取诸身,远取诸物”“以通神明之德,以类万物之情”。儒学的这些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医基本理论,以致历代名医都认为“万物悉备,莫贵于人”。

1952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伯的《文化: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》一书,列举了西方学术界从1871年到1951年80年间出现的各种“文化”定义有164余种。文化的概念涵义,确实比较混乱和复杂,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,几乎没有什么不可以纳入文化研究范围。在中国语言系统中,是至少距今3000余年的西周《易·系辞下》所说:“物相杂,故曰文。”“天文也。文明以止,人文也。观乎天文,以察时变;观乎人文,以化成天下。”
“人文”与“化成天下”紧密联系,“以文教化”的思想已十分明确。所以,著名学者钱穆先生说:“什么叫文化?这两个字,本来很难下一个清楚的定义。普通我们说文化,是指人类的生活,人类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总括汇合起来,就叫它做文化。”

医、儒俱倡“仁”。“仁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结晶,也是医德的核心。《论语》说:“弟子入则孝,出则悌,谨而信,泛爱众而亲仁。行有余力,则以学文。”儒家称医学为“仁术”。仁是德的表现,是对人的体贴、关心、怜悯和帮助,历代名医都把“仁”作为行医的前提和出发点。唐代孙思邈首先提出了“仁爱救人”的医德基本原则:“凡大医治病,当安神定志,无欲无求,先发大慈恻隐之心,誓愿普救含灵之苦。”清代吴鞠通在《医医病书》中说:“天下万事,莫不成于才,莫不统于德,无才固不足以成德,无德以统才,则才为跋扈之才,实则以败,断无以成。”

从哲学角度来看,文化是人的本质对象化的产物。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具有自觉自主的意识,能够依靠劳动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进行改造,因此,文化就是“人化”。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,也在不断改造主观世界,以使主观世界更好地适应变化发展的客观实践的需要。

医、儒俱重“德”。关于“德”,《论语·为政》说:“道之以政,齐之以刑,民免而无耻;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,有耻且格。”德的观念对中医学影响非常深。“为天地立心”,使生之为人,秉具博爱济众,廓然大公。近儒马一浮先生总结历代名医的恻隐之心为:“学者之事,莫要于识仁求仁,好仁恶不仁,能如此,乃是为天地立心。”“天地有正气,杂然赋流形。下则为河岳,上则为日星。”无数中医人的大医精诚、医德医风、救死扶伤、医者仁心等都是对仁与德的崇尚。仁、德自古以来就是中医的重要价值取向,修德与仁的思想使中医学至今绽放着耀人的光芒。

丰富的中医药文化内涵既体现在中华民族的活动方式之中,也体现在中华民族的精神生产、观念形态和思维方式之中。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,伴随中国传统文化而生存、生长的中医药,几千年来,更是为人类的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《中庸》谓:“天命之谓性,率性之谓道,修道之谓教。道也者,不可须臾离也;可离,非道也。”“是故,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,恐惧乎其所不闻。莫见乎隐,莫显乎微,故君子慎其独也。”“喜怒哀乐之未发,谓之中;发而皆中节,谓之和。中也者,天下之大本也;和也者,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,天地位焉,万物育焉。”中医的最高境界就是致中和。中和,以平为期,以和为重。“中也者,天下之大本也;和也者,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,天地位焉,万物育焉”(《中庸》)。中医学所阐明的“阴阳和合”“阴平阳秘”的基本思想正是儒家致中和思想的最佳体现。

中医药文化与中华文化同根同脉,下面简要阐述一下儒释道与中医药文化的关系。

儒医群芳谱是中医发展主干

儒 学

徐春甫在《古今医统·儒医》中说:“儒识礼义,医知损益。礼义之不修,昧孔孟之教,损害不分,害生民之命。儒与医岂可轻哉?”《宋会要辑稿》谓:“伏观朝廷兴建医学,教养士类,使习儒术、通黄素、明诊疗而施于疾病,谓之儒医。”

中华文明文化史经历了夏、商、周的近1900年后,到了春秋末期,孔子在总结、概括和继承了夏、商、周三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,形成了儒学完整的思想体系。当时的中国社会处于划时代的变革期,周王室衰微,诸侯强大,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“周礼”遭到极大破坏,诸侯争霸,社会动荡,各阶级的利益代表和知识分子异常活跃,提出了各自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,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。后来以此为基础,形成宏大的儒家体系,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。

中医历来奉仲景为医圣。张仲景官拜长沙太守,是州郡最高行政长官。宋朝校正《伤寒论·序》时引用唐代甘伯宗《名医录》话说:“张仲景,《汉书》无传,见《名医录》云:南阳人,名机,仲景乃其字也。举孝廉,官至长沙太守。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。时人言,识用精微,过其师。所著论,其言精而奥,其法简而详,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。”由是可知张仲景集儒者、官者、医者为一身。张仲景是儒医的鼻祖,其著作《伤寒杂病论》是中医临床的经典。张从正说:“医家奥旨,非儒不能明。”
从文法上看,仲景是真正亦儒亦医的大家,他在《伤寒论》中运用了大量形象、精练、准确的词汇和修辞手段,形象描写了证候和症状的特点。其娴熟地运用叠音词、排比句,功底甚深,医理精湛而又情境宛然。

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进程中,儒学在文化精神和民族独立意志、华夏人格意识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,儒学所高扬的精神旗帜成就了中华文化体系,增进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。

许多人说“儒医”起于宋代,其实在宋朝之前儒者通医之人甚多。汉代《史记》中记载了许多早期的儒家医学思想。《史记》中记载的《扁鹊仓公列传》为中医儒家在正史中争得一席,也为后世文史著作撰写医学家传记做出示范。

新普京娱乐 ,儒学是一种学说,儒家是一个阶层,儒教是一种信仰,三者有同有不同。儒家思想从浅层来说,是维护统治阶级的等级区分,从深层来说,对中华民族文明文化发展作了极大补充和丰富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有这样一句话:“昔仲尼没而微言绝,七十子丧而大义乖”。“微言”,就是深奥微细之语,就是儒学的深层奥义,是儒家思想最有价值的精华方面,也是儒学与中医学“契合动昭融”(杜甫语)之处,钟响磬鸣,中医学与儒学的文史哲诸多方面,有其天然的内在联系,而且历史证明了二者有诸多方面的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。而儒家思想主要也是从文史哲三个方面给了中医学重大的影响。

魏晋三国时期许多文学家、儒者也都是医儒兼通之人。嵇康是中国文学史上“竹林七贤”的精神领袖,他力倡玄学新风,主张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“审贵贱而通物情”,工诗善文,其作风格清俊。嵇康著有《养生论》,是中国中医养生史上第一篇全面、系统的养生专论。

儒学、中医学都强调“天人合一”

唐代大医孙思邈博涉经史百家学术,熟通佛典。孙氏著有《千金要方》《千金翼方》等书,同时题名为孙思邈的著作有近70种,据考证其中近三十种左右肯定为孙氏所著。明代王肯堂和清代张璐都认为继张仲景之后,唯有孙思邈的《千金方》可与仲景诸书颉顽上下。

“天”是中华文化哲学中最古老的范畴,在儒家来看,天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,人心中天赋地具有道德原则,这种“天人合一”乃是一种自然规律的外现。人类修行的目的,便是去除外界欲望的蒙蔽,“求其放心”,达到一种自觉地履行道德原则的境界,这就是孔子所说的“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”。热爱生命,热爱大自然,能够领会所有生命的语言,时时处处感受到生命的存在,与大自然的旋律交融相和,与大自然和谐共存,这就是“天人合一”。

唐代著名儒医王冰平素钻研医学,历时12年注释9卷本《黄帝内经素问》。王冰所著还有《玄珠密语》《元和纪用经》等。其对医学理论具有独到见解,许多理论为历代医家所遵奉。唐代还有许多著名的文学家都精通医理,如王勃、李白、杜甫、刘禹锡、白居易、柳宗元等。王勃说:“为人子不知医,不足以为孝。”王勃撰有《医语纂要》,开中医医话之先河,并作《黄帝八十一难经序》。中兴名臣狄仁杰“善医,尤擅针术”。唐河中晋、绛、慈、隰节度使李听“好方书,择其验者,题于帷帟,墙屋皆满”。诗圣杜甫不仅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,同时也是一位辛勤躬耕在田野上的药农,他的诗多次写决明、栀子、女萝、丁香等中药。

儒学的这些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医基本理论,以致历代名医,都认为“万物悉备,莫贵于人”(《内经》)。中医经典《灵枢·刺节真邪》说:“与天地相应,与四时相副,人参天地”。《灵枢·岁露》云:“人与天地相参也,与日月相应也”。《灵枢·经水篇》云:“此人之所以参天地而应阴阳也”。《素问·咳论篇》:“人与天地相参”。《素问·脉要精微论》:“与天地如一”。古代医学家们认为天是自然的规律,人应顺应自然的规律而行事。

唐代著名诗人、文学家刘禹锡自幼体弱多病,深感医药学对健体强身、济世救人的重要性。于是他从当地名医的家中借来《素问》《药对》《小品方》等医药学的典籍伏案攻读。经过30多年的研读和临证,刘禹锡不仅“其术足以自卫”,而且族人门生有疾,经他处方用药后均获良效。在大诗人白居易的诗篇中有不少是论及到病因、病机及脉诊的,其《病气》诗云:“自知气发每因情,情在何由气得平?若问病根深与浅,此身应与病齐生。”这与《内经》所说的气为百病之母,因气致病的理论是一致的。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,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文耀古今。除了诗歌外,王勃还是一位名医,他潜心攻读医学,撰写过《医语撰要》。

儒学、中医学都同重“仁”“德”

宋代杰出的医家甚多,其中尤以朱肱、钱乙、宋慈、王惟一、许叔微为最。

“仁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结晶,也是医家医德的核心,总的观点是“爱人、行善、慎独。”《论语》说“弟子入则孝,出则悌,谨而信,泛爱众而亲仁。行有余力,则以学文。”儒家称医学为“仁术”,仁者“爱人”。仁是德的表现,是对人的体贴、关心、怜悯和帮助。历代名医都把“仁”作为行医的前提和出发点,唐代的孙思邈首先提出了“仁爱救人”的医德基本原则:“凡大医治病,当安神定志,无欲无求,先发大慈恻隐之心,誓愿普救含灵之苦”。德的观念,影响到了中医学非常之深。“为天地立心”,使生之为人,秉具博爱济众,廓然大公。历代名医,恻隐之心,不忍人之心,无数中医人秉持大医精诚的精神,医者仁心,救死扶伤,都是中医对“仁”“德”的崇尚。仁德自古以来就是中医的重要价值取向,修德与仁的思想使中医学至今还在绽放出耀人的光芒。

朱肱(1050~1125年)的主要著作是《活人书》,原名《伤寒百问》,又名《南阳活人书》《类证活人书》《无求子活人书》等。朱肱学宗仲景,参合各家,对仲景学术有颇多发挥,是《伤寒论》研究早期较有影响的医家之一。其憾于“仲景证多而药少”,采取后代诸方补而备之,对《伤寒论》的整理和阐释有重要的贡献。

儒学、中医学皆以“致中和”作思维的基本取向

钱乙(1032~1117年),字仲阳,北宋医学家,翰林医学士,曾任太医院丞。其所著《小儿药证直诀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儿科专著,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对小儿的辨证施治法,使儿科自此发展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。后人视之为儿科的经典著作,把钱乙尊称为“儿科之圣”“幼科之鼻祖”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称“钱乙幼科冠绝一代”,言不为过。

《中庸》谓:“天命之谓性,率性之谓道,修道之谓教。道也者,不可须臾离也;可离,非道也。”“是故,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,恐惧乎其所不闻。莫见乎隐,莫显乎微,故君子慎其独也。”“喜怒哀乐之未发,谓之中;发而皆中节,谓之和。中也者,天下之大本也;和也者,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,天地位焉,万物育焉。”中医学的最高境界就是致中和。中和是世界万物存在的理想状态,通过各种方法达到这一理想状态就是致中和。天地就各得其所,万物便生长发育。中医学所阐明的“阴阳和合”“阴平阳秘”生理机制正是儒家致中和思想的最佳体现。

宋慈(1186~1249年),南宋杰出的法医学家,被称为“法医学之父”,著有《洗冤集录》,于公元1235年开创了“法医鉴定学”。王惟一(987~1067年),北宋医家。天圣四年(1026年),王惟一奉诏竭心,考订针灸著作。于天圣五年(1927)以精铜铸成人体模型两具并撰针灸著作遂名为《铜人腧穴针灸图经》,与针灸铜人相辅行世。许叔微(1079~1154年),翰林学士,成年后发愤钻研医学,活人甚众。许叔微所著《普济本事方》采方简要、理论清晰,有很高的实用价值。

另外,儒家思想对中医学的巨大影响的另一重要表现就是医、儒结合的现象。儒医具有区别于其他医家的独特的道德理想、思维方式、生活方式、为人风范。历史上儒医群体对中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,是中医学的主要助推、发展者。

明代医家汪机(1463~1539年),少时勤攻经史,后因母长期患病,其父多方医治无效,遂抛弃科举功名之心,随父学医。他努力钻研诸家医学经典,取各家之长,融会贯通,其《伤寒选录》《运气易览》《续素问钞》《针灸问对》《脉决刊误集》《推求师意》《外科理例》《痘治理辩》《本草会编》《医读》《内经补注》等影响深远。明代医家薛己(1487~1559年),幼承家训,精研医术,兼通内、外、妇、儿各科,名著一时,曾为太医院医士。薛己治学极为刻苦,论著很多,除自著的《外科枢要》《内科摘要》《女科撮要》《疠疡机要》《正体类要》《口齿类要》之外,还有校订书数十种。明代名医杨继洲(1522~1620年),幼业举,因厄于有司,由儒入医。杨继洲于嘉靖三十四年(1555年)被选任侍医,隆庆三年(1568)进太医院圣济殿,直至万历,三朝任医官达46年,医迹遍及闽、苏、冀、鲁、豫、晋等地。在家传《卫生针灸玄机秘要》的基础上,杨继洲博采众书,参以已验,编成《针灸大成》。明代著名药物学家李时珍(1518~1593年),原系楚王府奉祠正、皇家太医院判,去世后明朝廷敕封为“文林郎”。此外,张介宾、傅青主、王肯堂、吴昆、缪希雍等都是由儒入医、著作等身的一代名医。

治国与医人,道理相通。医、儒结合,“不为良相,愿为良医”,本身凸现的就是一种担当精神,就是“内圣外王”“在明明德,在亲民,在止于至善”的“三纲”,就是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的“横渠四句”,也就是儒家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“八目”的践行和说明。

清代汪昂的《汤头歌诀》《医方集解》,陈念祖的《医学三字经》《时方歌括》等,均由亦儒亦医者著述。还有程钟龄、黄元御、吴鞠通、王孟英、唐容川、恽铁樵、丁甘仁、萧龙友、汪逢春等,尤其是近现代儒医的杰出代表如岳美中、秦伯未、程门雪、裘沛然、张灿玾等,他们的亦儒亦医成就为人所共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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